原創 張樹偉 青年記者
導 讀
評價建設性新聞的社會功能，關鍵是看其是否生產了某種具有普遍社會價值的公共知識。
建設性新聞是近年來西方新聞界新興的一個學術理論，強調以一種積極的、正向的、建設性的話語視角切入，通過對社會問題的正面回應和解決履行媒體的社會公共責任，從而為政府和公眾的行為決策提供支持和幫助。
2008年，兼具學者和記者雙重身份的海格拉普(Ulrich Haagerup)正式提出建設性新聞這一概念。概括來說，建設性新聞的理論基礎是積極心理學，報道方式上強調發現社會問題，同時強調提供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并在此基礎上賦予公眾權利。①
教育議題長期以來具有強大的輿論“吸附力”。目前，教育領域綜合改革進入“深水區”，問題矛盾多，有關教育的敏感議題有極高的社會關注度。如何做好教育新聞報道，直接關乎教育觀念、教育政策等的傳播效果，還關乎社會發展與穩定。本文立足建設性新聞的相關理念和報道框架，針對當前教育問題頻發的現實背景，嘗試探討推動教育新聞報道專業化發展的新理念和新路徑。
博弈與悖論：
教育新聞報道的“三重反思”
當下，以新技術、媒介融合為核心的新傳播形態改變了新聞業態。新技術從外部改變了傳統新聞業，從多個層面上讓新聞業處在危機之中。傳統媒介機構不再是新聞事件的唯一詮釋主體，新聞報道的價值和意義經由公眾的集體參與而被不斷重塑。熱點教育新聞報道面臨著一系列現實悖論和挑戰。概括來說，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理解教育新聞報道的現實處境。
第一，消費邏輯下的新聞價值反思
信息超載，公眾的注意力已成為非常稀缺的資源。在這種情況下，新聞價值的衡量標準也在悄然變化，“爆款”“10萬+”成為文章受歡迎程度的重要標識。加之“人人都有麥克風”，社會化媒體甚至一些主流教育媒體也不惜使用標題黨、知音體，蹭熱點，極盡夸張渲染之勢，過度迎合用戶，“低俗、媚俗、庸俗”新聞充斥眼球。
第二，后真相時代的事實真相反思
后真相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征是：事實讓位于情緒。特別是在社交媒體語境下，對信息的核實速度遠遠跟不上發布速度，其結果就是情緒和觀點的急速擴張。事實是新聞報道的基礎，失去了最核心的新聞事實，報道便失去了根基。如2019年11月，河南廣播電視臺“都市頻道”報道稱：一個二年級女孩在學校遭到同學欺負，同學往她眼睛里塞紙片。這一事件暗合了人們對校園欺凌的憤怒情緒，一時間成為熱點教育事件，全國媒體紛紛轉發并跟進報道，輿情發酵長達兩周之久。然而，多位眼科專家認為：眼睛里塞幾十張小紙片，不可能，違背科學。在后真相時代，所謂的新聞事實，已經變得次要。這一事實或真相是否符合公眾的個人認知或群體共識才更為關鍵，與新聞事實相比，公眾的情緒可能更具有主導權。
第三，新聞倫理下的社會責任反思
沖突驅動和負面導向的報道，消解社會正向認知。在學界有關新聞價值的討論中，沖突性一直是一個重要原則。挖掘新聞事件中的沖突性要素，并將其放大，呈現出事件的“戲劇性”“反常性”，逐漸成為媒體操作的一種“慣習”。在強調沖突性的同時，不少媒體報道中呈現出的負面導向開始讓公眾產生心理恐慌、厭倦，甚至一度回避去接觸該類新聞。如校園欺凌、師生沖突等事件報道，不當的渲染讓很多讀者心理不適，過多激發了人們的憤怒、心理恐慌和負面情緒，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們對社會的整體認知。
在包括教育議題在內的新聞報道中，新聞核心價值被注意力經濟所消解，人們對事實“真相”的判斷受到情緒、立場和利益等主觀因素影響，不當新聞報道消解社會正確認知，這些都會對公眾的新聞認知和新聞價值產生不良影響。當下，公眾更需要的是具有建設性意義的報道。
行動路線圖：
教育領域建設性新聞生產的邏輯路徑
建設性新聞強調積極性、建設性、參與性，突出社會責任，這一新聞報道形式近年來頗受學界和業界的關注。就積極性而言，有正面報道這一新聞報道形式;就社會責任而言，有輿論監督報道;就參與性而言，公民新聞則一直在強調公眾的參與責任。不過，如果對上述概念做一認真區分，它們雖都包含著建設性新聞的要素，但又完全不同于建設性新聞。
如何讓建設性新聞在教育領域獲得更多話語空間，仍然是一個剛剛萌芽并需要努力開拓的議題?；陔p方的特質，建設性新聞在教育領域有更為廣闊的空間，其中共同的價值訴求在于，二者都以面向未來的視野，試圖以積極的姿態去構建一個日益理想化的世界。建設性新聞告知人們如何應對問題并給出建設性方案，這也恰恰是教育新聞報道的著力點所在。對教育新聞而言，新聞報道重點也確實側重在推動教育問題的解決上，教育領域的沖突更多是“內部矛盾”，是一種專業沖突，因此尋找解決問題的路徑更為要緊。就目前的實踐而言，要從事建設性新聞生產，有三條可能值得參考的路徑。
第一，要發現一所學校、一個區域教育實踐對解決教育問題的示范價值
中國教育生態復雜，需要面對的問題很多，不同學校的探索處在不同的層次上，這種差異性決定了先行者的經驗具有啟發價值。如中國教育報2014年以《追尋教育的本質》《尋找變革的力量》等系列報道，詳細介紹北京十一學校創新育人模式改革。這種典型經驗的報道看上去有正面宣傳的痕跡，但事實上不同于正面宣傳。因為它的側重點在于傳播一種新的教育改革方案，這種方案是對中國教育領域問題和沖突的回應。這種典型經驗中具有示范價值，正是因為其所代表的問題和沖突的普遍性。
當然，這種報道要超越一般的正面報道或者宣傳報道。作為一個概念，正面報道至今沒有一個嚴格的定義。一般認為，正面報道有這樣幾個特點：它的報道焦點往往集中在社會的積極部分或光明一面;它的基調是提倡和鼓勵的;它倡導某種現象或觀念，以保持一定的社會道德水平和社會秩序;它強調“平衡”“和睦”和“穩定”。②由此來看，正面報道突出積極性，但又包含宣傳色彩，要求在宣傳的整體上呈現主流、成績和全局的正能量，從宏觀上把握和反映事物的全貌，傾向于回避尖銳的社會問題和沖突，以此來保持社會的“穩定”。而建設性新聞的積極性則更強調效果的正向，不回避社會問題及沖突。
第二，要對現存教育問題和教育政策提出專業建議，從而匡正和推動教育變革的發展
如中國教育報曾刊發的關注“普九”欠債問題的報道《我咋成了躲債校長》，講述了一個鄉村校長為建學校背負的種種債務的故事。但報道并沒有以負面和沖突的故事來吸引讀者，也沒采用監督者的視角，而是冷靜地描述真問題，如實向社會呈現問題產生的原因，并在后續報道中提出“普九”欠債政府償還的解決方案。“躲債校長”的報道延續了3個多月，通過大討論讓更多的公眾關注農村教育、關注“普九”欠債問題，“普九”欠債問題成為當年兩會討論的熱點之一。當年4月下旬，國務院召開電視電話會議強調，要把農村義務教育的責任從主要由農民承擔轉到主要由政府承擔。此后，“普九”債務問題逐漸成為各級政府關注的重點并獲得最終解決。在這一組報道中，建設性是其中一個根本的元素，報道不是以批評而是以合作的方式展開，從而推動官方正視問題，并在大眾輿論的引導下，協調各方利益，尋找問題的答案。
從這個角度而言，對同一話題，監督性報道和建設性報道各有自己不同的視角。輿論監督報道旨在揭露和批評，其核心價值在于監督，缺少了建設性新聞中的“建設”要素，缺乏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的探索，而建設性新聞則站在社會道德、責任意識層面，立足于當下的實際，力求提供“問題解決導向”的報道框架，更加關注問題的解決，并看重未來的發展趨勢。
第三，要做一個溝通者，即不同人群教育觀念價值鴻溝的彌合者
當下的教育新聞報道，存在著多元的教育價值觀。不同的媒體報道的出發點不同，尤其是在一些熱點教育新聞的報道上，流量先行，為迎合受眾，人為制造對立、沖突和矛盾，如將局部“放大”，甚至偽造事實。比如2019年1月29日，某微信公眾號推送的《一個出身寒門的狀元之死》一文，迎合了人們的教育痛點，販賣焦慮，賺得了很多流量。這一過程中，一些公眾、不專業或者有惡意的自媒體以共同參與的方式，向世界呈現了一個被扭曲的教育現實。
這或許是公民新聞的弱點，普通公眾包括自媒體可以不依賴專業媒體平臺就參加到傳播中去，可以自主發表觀點，甚至能影響教育相關問題的決策。但是由于其主體是個人，而非專業新聞機構，缺乏新聞職業素養，缺失新聞職業道德，傳遞的教育價值良莠不齊、魚龍混雜。建設性新聞吸納了公民新聞的理念，強調以新聞主體機構和記者為主導，吸納公眾參與和協同合作，旨在構建一種新型的媒體與公眾的關系，以實現對公共領域和社會共識的維護。就教育新聞而言，建設性新聞在吸納公共參與的同時，向公眾傳遞一個更為理性和建設性的思考教育問題的視角，從而將部分公眾從非理性的泥沼拉出來。
教育“新知”：
公共知識生產與建設性新聞報道創新
顯然，教育領域建設性新聞生產的核心評價目標是：是否能夠貢獻某種知識形態，進而在知識維度上建構一定的話語觀念，從而幫助公眾理解中國教育的復雜局面，同時提供教育問題解決的觀念體系和行動方案。評價建設性新聞的社會功能，關鍵是看其是否生產了某種具有普遍社會價值的公共知識。而知識生產的基本思路體現為新聞話語表達的公共修辭實踐，也就是從公共利益維度出發，實現從“觀點”到“公共知識”的話語轉換。③
當前教育問題的復雜性，并非單一的認識話語能夠回應，而是要將教育問題納入社會轉型的經濟與文化體系中加以審視，如此才能把握教育問題在整體社會結構中的“問題坐標”，從而在一個更大的知識與觀念維度上認識教育現狀，思考教育問題，推進教育改革。其實，教育新聞報道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相關報道主要致力于對個案的回應，強調對個案的解決，而未能將個案上升到一個更大的知識層面和認識維度——未能理解個案得以存在的“底層語言”，未能把握個案之間存在的“互文邏輯”，未能提出超越個案的普遍問題。而對普遍問題的識別和發現，對普遍問題得以發生的社會“元邏輯”進行知識與話語維度的提煉和概括，并在此基礎上提供一種通往現代教育價值的知識承諾，則是建設性新聞生產始終應該堅持的知識生產理念。比如，面對頻繁發生的校舍安全問題，當大量的報道都集中于制度譴責和道德批判之際，新聞評論《把校舍真正建設成第一避難所》則另辟蹊徑，更多地強調對某種知識話語的生產，也就是建構一種推動問題解決的根本性的公共知識——校舍不僅僅是教學空間，還應該承擔一個城市緊急避難所的空間服務功能，如此一來，便可以將校舍納入城市建設的總體規劃邏輯之中，保證校舍更高的安全指數和抗震級別。由此可見，只有通過對公共知識的生產，建設性新聞才能創設一種全新的知識框架和思維方式，從而“以知識的方式”回應社會痛點，真正實現新聞報道的社會賦能。
鑒于建設性新聞還是一個新興的領域，要在教育領域開展更多建設性新聞的實踐，首要的事情是進行建設性新聞教育。如可以組織研究者和新聞從業人員進行各種討論和培訓，在沖突和溝通中尋找共識。這種教育與交流的目的是，謹慎地界定它實際能夠發揮作用的空間，發揮它的正向價值，并避免把這一新聞理念使用范圍擴大化而傷害了新聞本身的意義。這也是把建設性新聞作為一種新聞觀或者新聞工具，必須經歷的一個階段。
此外，更為關鍵的問題在于專業導向記者、編輯的培養。這里所謂的專業導向并不是新聞專業，而是就記者所報道的行業和領域而言。即從事教育新聞報道的記者要成為教育某個相對細分領域的專業人士。只有如此，記者才能成為一個有專業判斷的思考的人，才能成為一個對話者和討論者，而不是一個簡單的記錄者和傳聲筒，甚至是教育謬誤和謠言的傳播者。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如果沒有這一方向性的路徑，教育記者將無法獲得相應的專業深度和公共知識的生產能力，也無法對教育乃至社會的發展提供建設性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