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洲 李童 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發表于《海外投資與出口信貸》
2020年04期
摘要
回顧典型后發國家工業化發展歷史可以發現，日本、韓國等通過實施有效產業政策和充分利用全球價值鏈，都實現了產業的轉型升級；拉美國家發展由于脫離全球價值鏈，未能實現經濟持續增長；亞洲“四小虎”雖然一定程度上融入全球價值鏈，但由于人才培養不夠、研發投入不足等原因，也未能實現產業升級。國際經驗給我國的啟示是必須在不斷提升產業發展和升級內生動力的基礎上堅持對外開放，積極融入全球價值鏈體系，并通過人才培育與引進、優化產業發展環境、推進“走出去”，不斷提升在全球價值鏈的分工地位，增強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力。
關鍵詞
全球價值鏈；產業升級；產業分工；國際經驗
當
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陰霾尚未消散，新工業革命中技術加速進步、新興業態層出不窮，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抬頭，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且趨勢難測，世界經濟發展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在新的國際背景下，我國達成基本實現工業化的目標，處在依托全球價值鏈實現產業升級的關鍵時期。研究全球價值鏈的發展趨勢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驗和教訓，對我國下一階段的產業發展和升級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01.
全球價值鏈現狀和重塑趨勢
發達國家占據價值鏈“雙高端”，在全球價值鏈中處于主導地位。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發達國家依托其技術、資本、人才等優勢，占據研發、設計、關鍵部件制造、增值服務等高附加值環節，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只能利用資源、勞動力等要素成本優勢承擔加工組裝等低附加值環節。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對全球價值鏈影響巨大，以至于不同行業全球價值鏈的特點由主要跨國公司的角色決定。例如英特爾公司是全球芯片行業的領軍企業，其關注點是技術創新能力和硬件生產工藝，全球芯片產業價值鏈也是由生產者驅動形成的；相比較，在計算機整機硬件領域，戴爾公司、IBM公司作為最早構建全球計算機產業價值鏈的領軍企業，更加重視銷售網絡和售后服務，計算機產業全球價值鏈也相應地由用戶購買驅動。從目前情況看，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不斷改善自身產業發展條件，積極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發達國家由于受自身產業升級和競爭優勢調整影響，退出部分行業的生產制造，但仍然通過技術專利授權、品牌和標準輸出、核心零部件供應、關鍵裝備供應、銷售網絡控制等方式對絕大多數行業的全球價值鏈保持較高的掌控能力。
趕超國家產業發展條件不斷改善，但在全球價值鏈中提升分工地位困難重重。發展中國家工業化起步較晚、工業基礎薄弱，在已經形成的全球專利體系、技術標準架構中影響力弱，即使通過基礎設施建設、自主創新改善產業發展條件，在全球價值鏈中提升分工地位仍然非常困難。從外部環境看，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傳統優勢國家會極力阻擾趕超國家分工地位的提升，從近半個多世紀全球貿易發展歷史看，后發國家（包括日本、韓國等）一旦在某一領域出現趕超先發國家的跡象，就會面臨先發國家的傾銷、壟斷和非關稅壁壘、貿易審查等不公正對待。從內部環境看，趕超國家普遍存在市場制度不健全、經濟發展代價高、產業發展模式粗放等問題，對產業升級和參與全球價值鏈中的高附加值環節造成了消極影響。
全球價值鏈在總體格局穩定的同時重塑趨勢增強。當前全球價值鏈的總體格局是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全球產業分工和貿易不斷優化調整的結果，符合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利益，不可能因為個別國家貿易政策的變化或者其他突發性事件而發生根本性變化。但同時，受兩個方面的影響，全球價值鏈也在不斷調整：一方面，技術總是在不斷進步，新的生產工具、生產方式和組織不斷涌現，在推動傳統產業升級換代的同時出現新興產業，使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發生更替，全球價值鏈分工中最重要的產業也會發生變化。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要素基礎都不是一成不變的，特別是在新工業革命中，新的生產要素出現，也會改變世界各國在新興領域參與國際分工的基礎地位，例如在數據要素方面，中國具有超越大多數發達國家的規模優勢和應用優勢，可引起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調整。近年來，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快速發展使全球價值鏈出現加速重塑的趨勢。
02.
日本、韓國依托全球價值鏈
轉型成功的經驗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日本實施“重點生產方式”的產業政策，優先發展煤炭、鋼鐵等工業部門，在戰后首先修復和鞏固基礎工業和重化工業，奠定了產業體系的基礎。20世紀60年代，日本先后頒布了一系列針對特定工業的政策和制度，并配套建立了各類公庫等政策性金融機構，這些金融機構在政府政策設定的領域進行活動，在商業性金融機構難以進入或不愿進入的領域中起到替代作用，解決重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問題。1971年的《70年代通商產業政策》標志著日本開始重點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日本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實施“技術立國”戰略，以科技為中心實施一系列產業政策，促進了日本企業不斷進行技術革新和成本削減，日本企業申請專利數逐年增加。受國內環境惡化和日美貿易摩擦等因素的影響，日本逐漸調整國內產業結構，在本土發展資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產業，同時積極進行海外投資，以“雁形”模式理論為指導，向東南亞、中國等地轉移本國附加值低的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產業，并在全球價值鏈中逐漸占據了有利位置。
20世紀50~70年代，世界主要工業化國家的快速發展使跨國公司和由跨國公司主導的生產、價值鏈條在全球范圍內展開，世界范圍內出現了產業大轉移。韓國在20世紀50年代首先發展了勞動密集型輕工業，承接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韓國在60年代末開始實施出口導向、保護國內市場為主的產業政策，這為韓國融入世界市場和發展本土企業創造了有利條件。在韓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過程中，產業政策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此外，韓國重視人力資源開發，以高層次國民教育為導向，并引入一系列與人力資源配套的認證和評估制度，這為承接資本密集型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提供了良好基礎。20世紀90年代以后，韓國注重培育本國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并把產業升級變成“價值鏈升級”，將非核心業務外包，依靠自主創新能力，在關鍵領域趕超發達國家，逐步占據全球價值鏈的高附加值環節。
雖然日本和韓國在實現趕超發達國家的時間、具體步驟以及最終結果方面存在差異，但在這一過程中都充分利用全球價值鏈促進了本國產業發展和轉型升級。在經濟發展早期，承接國際產業轉移，依靠低要素成本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在自身發展條件改善后逐步通過產業升級改變在全球價值鏈的分工地位；在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后利用全球價值鏈向外轉出產業，從而突破由于國內市場有限造成的產業發展局限。
03.
拉美地區未能有效融入全球價值鏈的教訓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拉美國家所具有的發展條件和面臨的國際形勢比東亞和東南亞國家更好。一方面，拉美地域遼闊，有豐富的森林、水能、礦產等自然資源；另一方面，拉美國家已經具有一定的工業基礎，且所處的地理位置避開了“冷戰”前線。然而，國家發展思想和產業政策的失誤使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出現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經濟負增長，至今未能形成可持續發展能力。未能有效融入全球價值鏈是造成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
首先，拉美國家的工業發展方向背離了自身的比較優勢。與自身比較優勢相適應，拉美國家在工業升級初期發展的重點應該是農業、畜牧業等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然而受“大推進”等經濟理論的影響，拉美國家強行推進“進口替代”政策，發展鋼鐵、化學工業、造船、汽車等不具備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雖然在短期內，拉美國家的工業化程度得到快速提高，但這種依靠政策驅使的發展不具有可持續性，依靠政策強行建立的重化工業并沒有使其成為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一部分。
其次，拉美國家沒有遵循合理的工業化路徑，過早地進入重工業化階段。為了滿足進口替代的要求，拉美國家將有限資源投入到重化工業部門，日用消費等輕工業發展嚴重滯后，造成兩個方面后果：一是與人民生活相關的產品出現嚴重短缺，對進口依賴大，工業化并未惠及普通百姓反而造成巨大貧富差距；二是由于缺少輕工業部門的需求，重化工業的價值難以通過下游產業的發展實現，導致重工業發展缺乏后勁。
再次，拉美國家國內市場有限，采取的全面進口替代政策封閉了國內市場，不利于生產擴大和國際競爭。拉美國家之間貿易程度較低，參與世界貿易程度也不足，這不但不利于產品生產的擴大，也導致企業難以在國際競爭中獲得成長動力。
最后，拉美國家經濟政策經常變動，缺乏一致性和連貫性。拉美國家的整體制度設計落后于經濟理論指導的發展路徑，不僅難以促進產業升級反而成為其桎梏。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帶來了市場機制扭曲、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尋租和腐敗等問題，同時難以與全球價值鏈實現有效對接和深度融合，對經濟增長造成了很大的阻礙。
04.
亞洲“四小虎”融入全球價值鏈
但未能實現產業升級的問題
受20世紀50~70年代全球政治、戰爭、貿易變革的影響，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四個國家發揮勞動力成本優勢，以及與歐美日的特殊關系，積極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實現了經濟起飛，被稱作亞洲“四小虎”，例如印度尼西亞在20世紀70年代達到了年均7.85%的經濟增長率。與日本、韓國相同的是，“四小虎”在經濟起步階段同樣充分依托融入全球價值鏈獲得了增長動力，但是，20世紀80~90年代后，隨著全球經濟不景氣，四國經濟發展逐漸停滯，沒有實現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四小虎”中發展水平較高的馬來西亞在80年代中期繼續承接了低資本密集型產業，在90年代獲得一定發展，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與韓國等“四小龍”比較，“四小虎”具有類似的起始條件，甚至在人口規模、資源等方面更具優勢，同樣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但最終未能實現產業升級和經濟持續增長?？梢姡谌肴騼r值鏈只能構成產業升級的必要條件，實現產業升級還需要在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基礎上，不斷優化國內發展環境。與韓國進行比較，總結“四小虎”發展歷程，至少在四個方面存在明顯的短板和問題。
第一，人才儲備和培養不足。雖然四國人口規模較大，政府教育支出也占到一定比例，但教育不能自動轉化為本國的人力資源。一方面，存在“產學脫鉤”的問題，即受教育的人群與產業發展的人才缺口不能很好地匹配。“四小虎”接受高等教育人群中選擇基礎學科和工科的比重偏低，職業教育發展不平衡，限制了對引進技術的吸收、轉化和創新。另一方面，由于工資水平、就業前景等問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外流嚴重，進一步導致四國的技術人員和研發人員的嚴重匱乏。例如，2009年，印度尼西亞每百萬人中的研發人員不足韓國的1/20。人才嚴重短缺難以支撐國內產業升級的要求，也不利于新興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發展。
第二，研發投入不足。在發展初期，“四小虎”也采用吸引產業轉移的基本策略，伴隨產業的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使國內生產率快速提升。但是，“四小虎”對教育和自主創新的投入嚴重不足，既沒有采取如同日本、韓國的“反求工程”措施，也沒有對引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再創新。例如，2010年，泰國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不到0.3%，而韓國的超過3%。極低的研發投入難以形成自主的技術創新體系，國內企業技術研發能力薄弱，關鍵生產設備和核心生產技術長期受制于人，難以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
第三，收入分配和貧困問題突出，國內需求未得到開發。20世紀70~80年代，隨著經濟發展，“四小虎”國內收入差距拉大，基尼系數長期保持在0.4以上。收入差距拉大問題在很多經濟快速增長的國家都有發生，有觀點認為收入分配不平等在發展初期可以使資本投資率增加。但“四小虎”國家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導致貧困問題加重，進而使國內有效需求不足。此外，由于本國經濟增速減緩，沒有出現新的高增長點，社會閑置資本沒有投入到擴大再生產中，不利于經濟社會發展。
第四，經濟社會環境不穩定，經濟體制落后。缺乏穩定的、健康的經濟環境，產業升級的規劃和政策難以落實等原因，導致“四小虎”在經濟起飛后，產業政策對促進國內產業升級的效果明顯不理想。
05.
國外發展經驗和教訓對中國的啟示
日本、韓國是依托全球價值鏈成功實現轉型的代表，而拉美國家發展因為脫離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客觀規律而未能保持經濟增長，亞洲“四小虎”雖然起步階段融入全球價值鏈體系但也未能實現產業升級。總結這些國家發展歷程中的經驗和教訓，可以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形成和保持產業發展內生動力，實施符合實際的產業政策，助力產業升級。后發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雖然發展勢頭迅猛，但存在諸如技術、人力資源、制度等方面的短板。在當今全球價值鏈的既定格局中，后發國家面對來自先發國家的競爭和打壓，發展空間受限。尤其是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和需要大量初期投入的工業產業，如果沒有一定政策支持，很難實現對先發國家的趕超。在融入全球價值鏈體系的情況下，國內產業發展受國際環境影響大，更需要保持獨立自主的發展方向和持續的內生動力。因此，對于后發國家而言，產業政策是必要的，且產業政策的合理性、科學性和長期一致性決定了能否利用全球價值鏈實現本國產業轉型升級。
第二，堅持對外開放，在國際競爭中形成優勢。當前，我國正面臨內部產業轉型和外部國際經濟形勢的雙重壓力。積極對外開放，一方面有利于承接國外知識密集型產業，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加速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另一方面，分享全球化分工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和國際市場的利潤，利用全世界的資源，降低生產成本，并在與國際的碰撞中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優勢，從而向價值鏈的高附加值環節攀爬。
第三，注重人才培養，鼓勵人才回流和吸引國際人才。我國勞動力價格逐年上升，僅靠大量增加勞動力投入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必須通過加強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實現從勞動力規模優勢向勞動力質量優勢轉變。借鑒日本、韓國等國經驗，出臺相應的多元化人力資源評估制度，建設配套的產業園區，保障產學結合，將人才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同時，在已有政策基礎上，進一步出臺、落實吸引高層次海外留學人才回國，以及高端外籍人才來華定居工作的相關政策與配套措施。
第四，優化市場環境，完善相關制度，建設與產業政策相符合的支持系統。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助力技術創新與科研成果轉化；完善產業發展的配套金融政策，防范金融風險；注意收入差距問題，注重城鄉協調發展，保障社會公平，確保國內市場的有效需求；注重環境保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在促進我國產業融入全球價值鏈的同時，既要注重國內產業發展環境與國際環境相匹配，又要防范由于參與國際分工可能對國內經濟社會造成的不利影響。
第五，大力推進“走出去”，構建互利共贏的全球價值鏈新規則。與20世紀后半葉的日本、韓國相比，我國所處的時代和國際環境大不相同。兩極格局已結束，經濟全球化觀念深入人心；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外投資大國，是“一帶一路”倡議發起者，與世界眾多國家有密切的貿易往來。我國可以也應該充分利用自身國際影響力和經濟實力，積極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合作，構建“雙贏”的經濟關系，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多贏”的全球價值鏈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