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津濱創新觀察
作者： 王明陽、楊益、張芷琪
2020庚子年伊始，我國突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簡稱“新冠疫情”)。相較于17年前的非典，本次疫情傳播性更廣、感染性更強，對我國社會民生的沖擊更大。而且這次危機早已不局限于中國，也必將深刻影響全球經濟和社會民生發展。中央政治局常委會2月3日會議指出，“疫情防控工作直接關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直接關系經濟社會大局穩定，也事關我國對外開放”。
一、全球視角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及主要影響
新冠肺炎疫情已擴散至全球多個國家，構成國際性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多國開始限制對華跨境人員流動。目前，澳大利亞、柬埔寨、加拿大、法國、日本等多個國家已確診旅行相關病例，世界衛生組織(WHO)于1月31日凌晨宣布將本次事件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截至2月5日，法國、韓國、新加坡等超過60個國家與地區對中國籍人士發出限制性或管制性入境措施。
本次中國對疫情的及時響應取得了世衛組織及多個國家的支持與認可，圍繞新冠肺炎疫情的國際科研合作迅速展開。基于公開、透明、負責任的原則，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和各國保持緊密聯系，并于1月11日至12日向國際社會共享了病毒基因組數列，供全球科學家合作研究。疾病診治方面，中國已與歐盟、東盟等地區合作開展疫情防控新型適用技術研究與應用、快速監測檢測相關技術、疫苗研發、診治新技術新方法以及中醫藥民族醫藥在疫情中的應用研究等，美國、德國等國際醫療專家已到中國開展一線研究診治工作。目前，全球多國正共同進行科研與臨床試驗，探索解決方案，并已取得了部分突破：中國、泰國等國家已分離出毒株并完成了對病毒的全基因組測序，歐盟、英國、東盟等多國與中國開展針對疫情的聯合研發項目，美國制藥公司Gilead藥物瑞德西韋(Remdesivir)正由北京中日友好醫院在武漢疫區進行臨床試驗。
全球產業價值鏈、供應鏈及消費者信心受到疫情的嚴重影響，短期內可能導致投資貿易萎縮與市場低迷。中國經濟占全球GDP比重已超過16%，因此本次疫情勢必對全球經濟社會造成重大影響。首先，因本次疫情造成的國內企業大范圍停工將導致中方無法準時向其他國家供貨、貿易違約與訂單銳減等，從而影響全球產能。以蘋果公司為例，預計中國疫情將導致蘋果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的Iphone出貨量降幅達到10%。其次，在華跨國企業也紛紛受到沖擊，蘋果、亞馬遜、沃爾瑪、星巴克、麥當勞、德國大眾等外企已陸續宣布關閉全部或部分在華辦事處及店鋪。而據了解中國市場代表了上述企業至少2%的營業收入。最后，全球跨境消費市場也將遭受不小的打擊。由于超過60個國家與地區已對中國籍公民發出禁止性或限制性入境措施，鑒于中國消費者強大的購買力，全球旅游及餐飲市場、航空業、奢侈品市場也將因此遇冷。參考2003年SARS疫情先例，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或將給全球觀光產業造成超過百億美元級別的損失。
二、疫情對于我國開放發展的主要挑戰
疫情影響下我國經濟、就業、外貿將如何渡過難關，是未來一段時間的關鍵問題。短期來看，制造業、農業及替代性較高行業受損嚴重。制造業方面，1月官方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下降至50%的枯榮線，未來走勢暫不明確。本次疫情已造成大量勞工無法返崗、工廠延期開工，雖然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宣布可針對本次疫情出具不可抗力說明，幫助企業減少因賠償導致的損失，但外貿企業的原材料采購、運送受阻及訂單丟失已成定局。農業方面，我國大量城市與地區實行封閉式管理將嚴重影響春耕生產，物流受限也導致農資采購和農產品流通受阻;同時由于本次疫情被列入PHEIC，參考以往慣例，我國農產品出口將受到外國海關嚴格限制。交通、旅游、住宿餐飲等替代性較高行業方面，已經出現中小企業陷入停滯的問題，可能出現現金流斷裂、無法經營的風險急劇加大。
我國產業的開放發展模式在疫情下面臨更大的“從有形到無形、從內向到外向、從數量到質量”的轉型挑戰。我國作為“世界工廠”，產業的開放發展總體上遵循“比較優勢、規模經濟、要素密集、大進大出”的模式，形成了以中間品及制成品等為主的貨物貿易結構，這種模式的核心特點是“有形”(實物商品)、“內向”(招商引資)、“數量”(追求規模化)。然而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發后，跨境人流、物流受到巨大束縛，給我國產業開放發展的傳統模式帶來變革壓力。一方面，有形的商品貨物貿易受負面影響較大，而無形的服務貿易、數字貿易等新型貿易形式及其相關產業受影響較小，數字服務、遠程醫療、在線教育等迎來了增長契機。另一方面，盡管傳統工業企業受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調整可能面臨困難，但主動“走出去”通過資本、技術、平臺等紐帶配置全球資源的企業卻可以通過離岸生產、眾包、自主采購、境外銷售等途徑進行全球化經營。因此，在疫情形勢尚不明朗的條件下，我國產業的開放發展需進一步立足全球化加快產業數字化、價值高端化和組織平臺化，從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鏈低端環節向高質量、高附加值的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中高端環節加速轉移，特別是對產業鏈關鍵環節的核心產品創新需加強國際競爭力。
我國“硬核”科研國際合作模式受疫情倒逼必須加快從“跟隨、參與、融入”走向“并行、主導、開放”。近年來隨著我國綜合國力上升與科技創新能力顯著提高，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我國正在逐漸從國際科研合作的跟隨者和參與者向組織者和主導者轉變，在部分領域涌現出了一批新型國際科技合作的案例。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發后，我國科研人員在極短時間內對病毒進行識別、分離、基因測序，并第一時間向全球公布，受到了各國專業人士的高度贊賞;美國、德國、泰國等多個國家在此基礎上積極投入病理研究、疫苗研制、療法創新，充分說明我國的國際科技合作已經進入新階段。由于我國是此次疫情發源地，掌握著最多的信息資源及案例數據，為我國主導推動相關科研國際合作、建立國際科技合作新機制提供了巨大的探索空間。從這個角度來說，本次疫情在很大程度上倒逼我國提升國際科研合作能力、轉變合作姿態，這也將是我國從科研大國邁向創新強國的關鍵一步。
“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同樣受到疫情帶來的限制，合作領域、合作方式面臨拓展及轉變升級的挑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是公共醫療衛生條件一般甚至薄弱的發展中國家，對新冠病毒缺乏抵抗能力因而也更加敏感。世衛組織將此次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的主要意圖就是保護這些發展中、欠發達國家，以避免疫情出現全球更大范圍的擴散。在此背景下，基于“一帶一路”倡議的許多合作恐將受到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例如，境外工程、產品交付、各類投資項目可能被迫延期乃至擱置，需要外國人員來華的相關合作也不得不暫停或取消。因此，“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在疫情下面臨著嚴峻挑戰，突出重圍的關鍵在于如何創新拓展合作領域、轉變合作方式。可以看到，沿線國家醫療衛生領域的短板正是我國可以發揮優勢的地方，未來應加大力度推動“一帶一路”醫療衛生合作，其中智慧診療、遠程醫療、數字健康等新型實踐尤其值得國際化推廣。
三、特殊時期的開放發展需處理好三大關系
在疫情影響或將持續更長時間的當下，中國的開放發展究竟應該如何應對危機才能成功突圍?核心是處理好以下三個方面的關系。
一是審視疫情，反映出的中國與世界開放協作關系。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入世”以來，我國一直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姿態，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和國際規則體系，在短時間內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在此基礎上，十九大提出面向2035和2050要全面實現現代化和建設世界強國。“十四五”是“兩個一百年”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交匯的關鍵時期，在這個重要時點上爆發的新冠疫情，實際上可以成為重新審視我國與世界關系的戰略契機。從國際上的主流聲音來看，除了少數國家的政治宣教派借機渲染中國威脅外，國際社會普遍對中國抗擊疫情的努力高度認可、對中國控制疫情的能力充滿信心。這一方面體現了世界各國對中國發展水平和國家實力的高度認可，另一方面也促使我們要更深刻的思考我國在全球的定位和責任問題，必須更加積極主動地配置資源、互通有無、共享增長、參與治理，為全球共同富裕、共生共榮貢獻中國力量，展現負責任、有擔當的新型大國形象。
二是應對疫情，科技創新與生產生活方式的融合變革關系。新科技手段在此次抗疫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應用大數據、云計算、基因技術等構筑了立足中國、面向全球的疫情監控、醫療救治、物資調配的全流程應急體系;另一方面，通過移動互聯網、5G、工業互聯網等技術，加速了在線辦公、虛擬制造、遠程會議、在線教育等新的生產生活方式快速發展。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以及今后更長時間內，需進一步加快新技術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更新升級，主動支持企業建立數字化的中國標準，加快建設數字化治理的中國方案，建立依托科技創新優化生產生活方式的常態、可靠、高效的協同融合機制。
三是穿越疫情，體制機制優勢與現代化治理能力的能效協同關系。經驗一再表明，體制上的優勢發揮離不開機制上的不斷優化。社會各界對防疫物資生產與配送、數據收集與發布等方面的關鍵舉措保證了整個抗疫體系的快速響應與高效運轉，再加之應用數字技術保證了各方力量的有效協同。因此，亟待建立完善能夠快速調動社會力量的相關機制，不僅包括國內社會各界，更包括國際社會、海外華人華僑等全球力量，將疫情帶來的開放發展障礙轉變為開放合作的橋梁紐帶。為此，政府強化服務意識和服務職能，提供開放透明的政策制度、宏觀調控措施、戰略資源匹配等公共產品，加強社會力量在專業實務中的力量發揮，從而達到凝聚各界力量之目的。
四、危中求機之順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所謂“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唯有堅定信心，堅持深化改革、加大對外開放，才能化“危”為“機”，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爭取更好的國際發展局面。
第一，堅定戰勝疫情的信心以及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決心。應該看到，中國面對疫情采取的措施是有力、高效的，戰勝疫情的信心是堅定的、一致的。在抗擊疫情的同時，更要毫不動搖的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強與全球的深度融合，以開放促改革、以開放促發展。
第二，扎實強化開放發展基本功，切實提高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本次疫情暴露出來的問題表面上是公共衛生環境及相應的應急管理體系的問題，但本質上是社會公共治理能力水平的國際化、現代化程度不足，事關我國開放發展范式的轉型升級。立足當前及未來，我國各級政府亟待進一步加大專業人員管理職能崗位的比例，更主動的發揮社會力量作用。同時，要進一步加大國際專家和人才在科技產業發展及公共治理體系中的參與度，運用多種方式，匯集全球智慧，服務中國發展。最為重要的，是要加強支持企業國際化發展戰略，推動具有國際化視野和能力的企業加快推進全球經營，以企業為核心加強全球要素資源配置能力。
第三，盡快恢復經濟活力，加快提升開放水平，重塑全球信心。短期內我國經濟社會運行必然受到疫情沖擊，當前的工作重點是早日戰勝病毒，但需要防范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下滑而產生的不理影響。這其中，首要的是要降低企業受疫情的影響，多管齊下保障企業順利渡過危機，同時也要進一步加強創新創業扶持力度、確保新生市場力量的持續涌現;其次，要切實貫徹執行《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2019)》，按照規定大幅降低外資進入限制，同時加快外資落地相關審批流程、給予外資準入前后國民待遇;再次，要依托自由貿易試驗區、自主創新示范區等平臺加快深化開放改革，深化通關、檢驗檢疫、技術認證、國際金融、人員往來簽證與就業等相關優化舉措，形成一批高水平開放發展平臺;最后，國家和地方層面應主動加強與國際規則、國際慣例的對接，優化與國際接軌的醫療健康、教育、生活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全面建設國際化法制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
第四，探索建設開放式創新體系，推進技術創新到產業創新再到社會創新。加快建立適應新經濟發展的“審慎、寬容”的新經濟制度，釋放應用場景、智能技術、數字平臺、創新生態的活力與爆發力，探索面向全球的開放場景以拉動技術和業態創新，加快發展如數字貿易、遠程醫療、在線教育等新的產業形態與貿易方式。發揮科學家、企業家、創業者的突出作用，以市場、資本為依托，面向全球范圍鏈接高端資源、整合配置資源，促進從以產品技術創新、業態創新為主逐漸過渡到產品技術創新、業態創新、組織創新、管理創新、區域創新、社會創新并重的全面創新驅動發展新格局。
第五，深化、升級“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拓展合作領域方式。深化合作倡議，加大對外投資合作力度，重點是推動我國企業面向科技產業的全球投資與國際化發展，不求所在但求所用，實現共贏共享、共同發展，與沿線國家形成“利益共同體”。提高合作層級，促進多邊或雙邊從基礎性的商品交易與產能合作、到高水平資本投資與技術轉移、再到更高水平的經驗借鑒與文化交流方向發展，重點推動我國在新冠疫情防控上的有益經驗與資源條件向“一帶一路”輻射輸出，帶動相關產業及投資合作拓展。創新合作機制，圍繞多邊或雙邊資源、技術、市場、產能、資本不同稟賦或優勢，探索“中國制造+國際市場”、“中國產業+國際資源”、“中國市場+全球技術”等模式，建立新型合作關系。鼓勵中國新興的數字企業加速新產品的開發、探索建立具體應用領域的數字化國際標準，加快建設全社會數字化治理的中國方案，推動數字轉型，依托開放口岸大力發展數字化口岸服務業，著力將傳統口岸功能從貨物流轉前臺變成數據中臺、關鍵要素匯集后臺，廣泛應用物聯網、云計算等新技術，在沿線重點國家和地區布局境外數字平臺與數據中心，打造數字“一帶一路”。
第六，全面拓展國際合作渠道，更主動的建立優化國際醫療衛生協作體系。進一步與全球華人密切聯系、爭取廣泛支持，建立國家、省市、行業等多層次、多領域的全球華人華僑協同聯動體系，發揮華人華僑在對外交流發聲、爭取全球資源與支持方面的優勢，共同抗擊疫情。進一步加強與國際友人的合作，不僅要繼續關注高級別的外國專家，也要大力尋求在華留學生以及積極與中國合作的國際商業人士、專業人士的支持，通過深化與國際友人的務實合作，構建面向未來的“發展共同體”。持續深化與國際組織的合作，倡導設立面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醫療衛生國際合作專項，加大我國人員在國際組織中的任職數量和比例，將中國防控經驗積極輸出，協助抗疫期間創新效果突出的有關企業、行業擴大對外開放，直面全球問題，彰顯大國擔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