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歲的導演常凱，因感染新冠肺炎，在2月14日凌晨去世。
生前，常凱是湖北電影制片廠的干部，曾參與制作多部紀錄片。作為一名武漢人，無論是讀書還是工作，常凱一生都未離開過江城。他的鏡頭，也永遠聚焦于腳下的荊楚大地。
“我一生為子盡孝，為父盡責，為夫愛妻，為人盡誠”，去世前，常凱這樣總結自己的一生。他沒有等到全民“戰疫”的勝利。老同學說，等到疫情結束，大家應該為他辦一場追思會。
疫情結束辦追思會
“我廠失去了一個優秀干部。”
常凱去世后，湖北電影制片廠在內部訃告中說。
因新冠肺炎醫治無效，湖北電影制片“像音像”對外聯絡部主任常凱于2月14日4時51分，在武漢市黃陂區人民醫院去世，享年55歲。
對大多數人來說，常凱這個名字顯得很陌生。生前，他是一位影視創作者，同時也是湖北電影制片廠的一名骨干領導。
在訃告中，湖北電影制片廠給予常凱極高的評價。
文中寫道，常凱“自參加工作以來，工作一貫愛崗敬業，積極肯干，工作作風踏實。他對人和善，樂于助人，在歷任崗位上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曾多次被評為湖北電影制片廠標兵、先進工作者，深受全廠職工的尊敬和好評。”
“我一生為子盡孝，為父盡責，為夫愛妻，為人盡誠”、“永別了，我愛的人和愛我的人”。這是常凱留下的最后兩句話。
按照武漢市當前的防疫部署，大學同學杜子告訴新京報記者，“常凱可能不辦理后事了”。杜子說，常凱的兒子因為在英國，沒有被感染。
杜子希望，等疫情結束，老同學們為他辦一場追思會。在老同學的記憶里，常凱似乎還在陽光下，騎著自行車，笑著回頭招呼伙伴。
一生不離江城
常凱是武漢土著，生在長江邊，長在江城里。無論讀大學還是工作，他從未離開荊楚大地。
武漢大學的同學回憶，大學時，因為離家近，常凱不常住校。
常凱的作品，也離不開腳下的土地。
2012年，常凱以制片主任的身份，參與拍攝一支關于長江三峽的劇情片《我的渡口》，這支片子給杜子留下的印象最深。
93分種的劇情片《我的渡口》，攝制組將鏡頭，對準武陵山區深處一個古老的渡口。片子講述了一個樸素、溫暖的故事——渡口不遠處一戶田姓人家，為了遵守祖上的一個承諾，田家祖孫三代人，120年來“不收一文錢”，靠著一條木船，在大沙河邊為村民擺渡。
這部劇情片參加了2013年第三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在國內展映單元“中國新片”中，獲得了一項提名。在2014年第十四屆平壤國際電影節上，最終包攬了最佳導演獎、最佳男主角獎和最佳音樂獎三項大獎。
常凱曾用一段文字記錄自己的生活。文中稱，除夕夜時，常凱一家原本在酒店預訂了年夜宴，后取消，“在家掌勺，當晚與雙親、妻子歡聚一堂”。
變故不期而至。大年初一，常凱的父親感染新冠肺炎，隨后，母親也患病，夫妻二人在病床前服侍多日，“無情冠狀病毒也吞噬了愛妻和我的軀體”，輾轉多家醫院，卻床位難覓。
好友、紀錄片導演王久良留言說，“可見的，災難就在周邊，死亡也不遙遠。”
常凱以制片主任身份，參與攝制的93分種劇情片《我的渡口》，曾獲得第十四屆平壤國際電影節三項大獎。 電影截圖
記憶中的自行車越野賽
大年初一，同學朱麟輝曾跟常凱相互致電互拜新春，令他沒想到的是，年味還留在嘴里，耳里卻傳來關于了常凱的噩耗。
在朱麟輝的記憶中，求學時的每天上午，大家會騎自行車到中華路碼頭乘輪渡過江，一上岸，總是來一場自行車“越野賽”。
十幾公里的路，常凱總能甩朱麟輝一大截。畢業后，只要小聚，朱麟輝都會跟常凱提及他們之間的“越野賽”。
杜子屬于常凱“聯系比較多”的同學好友。杜子在北京開了個工作室，常凱前年來北京，還曾去工作室里坐過。
開朗、健談，好打交道，是同學們對常凱的普遍評價。在杜子的記憶中，常凱“人帥還會穿”，“當時有一幫同學組隊打籃球，他個兒高，也常去玩。”
“比較謀事”，則是杜子給常凱貼的標簽。按當地說法，這指能有計劃，能辦成大事。
杜子跟常凱總相約出行，他們去過西雙版納、平遙、連州攝影節，也常交流對藝術、電影、攝影的看法。
常凱愛喝茶，“喝普洱的時候多些”，杜子說，他們曾在西雙版納一口氣轉了好幾大座茶山，只為了能找到好喝爽口的茶葉。
常凱去世后，朱麟輝撰寫了一篇悼文，他說，群山為墓臥冤魂，長歌當哭祭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