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睿愚·
“餐飲浪費現象，觸目驚心、令人痛心!”不久前，中央領導人對制止餐飲浪費行為作出重要指示。
各地政府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和餐飲協會立即響應號召，紛紛出臺制止餐飲浪費行為的辦法和倡議。
去年5月15日，我在秦圈發表了《我們的糧食：一邊進口，一邊浪費》一文，講到了我國糧食安全問題，雖然國內糧食連年豐收，但是各種浪費觸目驚心，導致了國內糧食產量越來越高，但國家糧食安全系數卻越來越低的悖論。
高手在民間，評論區的讀者留言很有預見性，點贊數最高的評論是，“抖音上火起來的大胃王們，也是浪費糧食的主力人群”。
中央此次制止餐飲浪費的指示一出，央視立即開批大胃王們，抖音第一時間下架了相關視頻、叫停了吃播。
另一條留言是，“細思極恐，如果有一天有人試圖對我國的糧食進口進行干預，像干預伊朗出口石油一樣，我們該怎么辦?”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后，聯合國糧農組織和經合組織發布報告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會對全球糧食市場產生“歷史性沖擊”，由此，今年許多糧食主要出口國或叫停或收緊了糧食出口，讀者的擔心并非杞人憂天。
還有一條評論是，“說體外浪費無可厚非，那個什么體內浪費簡直扯犢子……難道說連每個人吃多少都要管嗎?”
是啊，現在下館子吃飯就開始管了，各地餐飲協會N-1的點菜倡議紛紛出爐，號召大家厲行節約，杜絕浪費。有人說，晏子是我國偉大的思想家，也是“N-1點菜制度”的創始人，他曾經給了三個壯士兩個桃;也有人說，國家這次提倡N-1點菜制度，最大的目的是逼婚，因為單身不配點菜。
玩笑歸玩笑，但生活中常見的餐飲浪費這股歪風確實該好好剎一剎了。建國后1959-1961年“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全國性的糧食短缺危機才僅僅過去了60年，我們已經全然忘記了歷史。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奢靡成風，無論是對國家還是對家庭來說，都不是什么好事情。
希望國家這次自上而下禁止餐飲浪費的行動持續開展，直至深入人心，讓“光盤行動”成為人人心中社會公德的標配。
餐飲浪費日常可見，跟個人生活息息相關，糾偏成本相對較低，只要人人守公德，或大幅提高浪費成本，餐飲浪費的行為可以很快得到遏制。
但有一種浪費，比餐飲浪費問題更嚴重，更頑固，更難以解決，然而一旦改善，釋放的紅利也是極大的，那就是資源錯配導致的浪費。
秦朔老師去年4月1日發表的《反浪費》一文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最大的浪費是資源配置低效與扭曲所導致的浪費”。
資源配置低效與扭曲也就是通常意義上的資源錯配，經濟社會中比比皆是。只要資源的自由流動存在障礙，那么資源錯配就是必然的。
比如計劃經濟時期，勞動力不能自由遷徙，不能隨便外出打工，一方面，城里的工廠招不到工人，另一方面，農村大量的青壯年閑在家中，只能靠種地獲得微薄的收入。限制人口流動，無論對于工廠，還是對于勞動力，福利都是受損的。這些閑置的勞動力，何嘗不是一種巨大的資源浪費?
再比如現在的國際貿易中，一國對另一國的產品征收高額的關稅或者進行配額限制，這就是在為資源的自由流動制造障礙，出口方的產能得不到釋放，進口方的消費者付出了更高的成本或者減少了消費，雙方福利都是受損的。那些可以釋放但被抑制的產能，何嘗不是一種看不見的浪費?
這種資源錯配帶來的浪費雖然巨大，但很多時候是隱性的，不像餐飲浪費那樣令人觸目驚心，所以經常得不到人們的重視。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被錯配的資源往往是公共資源、國有資產，不直接涉及個人利益，所以大家不會特別關心關注。
獨山縣為了招商引資，政府高息負債修建了許多樓堂館所和寫字樓，要么爛尾要么閑置，其實這不是獨山縣的獨有風景，荒蕪的寫字樓在很多經濟欠發達城市比比皆是。
某城市國有產業園區招商負責人跟我抱怨，小城市招商難，這片區的寫字樓又太多了，租金被打壓的很厲害，明明還空著很多寫字樓，政府又讓去蓋更多的，美其名曰筑巢引鳳，先把樓蓋起來。白天一看，城市高樓林立，好像很發達，晚上一看，一座座寫字樓黑黢黢的，了無生機。
別說欠發達地區了，就是經濟發達地區，寫字樓的空置率也非常高了。不看疫情影響下的數據，我們看戴德梁行發布的2019年4季度29個主要城市甲級寫字樓的市場情況，從空置率看，南寧超過50%，高達54.3%，位居各大城市之首;超過40%的有佛山和廈門;超過30%的包括天津、長沙、合肥、無錫、重慶和蘇州。
再比如說，很多城市的道路不停地挖了修、修了挖，年底總結把修路當成業績，私底下又把修路當成提款機，就是沒人關注成本核算，沒人關注投入產出。
又比如說，僵尸企業的存在，扭曲了市場競爭機制，造成了嚴重的資源錯配。為了完成化解金融風險的指標，一些地方政府不允許那些資不抵債、經營困難的僵尸企業按法定程序破產，并且要求銀行不準抽貸，甚至要降低貸款利率，這些僵尸企業不僅占用了大量信貸資源，還低效占用了大量勞動力資源、土地資源和政策資源等。
國有企業作為直接從事經濟活動的重要經濟主體，圍繞它的內外部的資源錯配現象更多，因為掌握的資源多，帶來的有形和無形損失和浪費更大。
國有企業內部資源錯配最主要的原因是國有企業領導人的目標跟企業的目標并不一致，企業是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的經營機構，資源配置要著眼于企業盈利，但國有企業領導人的目標是獲得晉升，掌握更大權力，而決定他能否晉升，往往不取決于他的業績，而是取決于可以任命或者免職他的上級領導，甚至他能否取得業績(獲得財政補貼和各種優質資源注入企業)也需要仰領導鼻息，如此一來，貫徹上級領導的意圖，而非研究市場化經營成了許多國企領導人的決策出發點。
圍繞著國有企業外部的資源錯配是指國有企業雖然低效，但卻能比民營企業獲得更多更便宜的信貸資源，也比民營企業更能獲得高校畢業生的青睞。
國有企業的低效被美其名曰承擔社會責任，殊不知最大的社會責任就是合法經營、依法納稅、為社會創造價值、為自己創造利潤，并持續提升自己的市場競爭力和盈利能力，這才是企業存在的使命，任何背離這一使命的企業，都難以長久。
經濟越落后的地方，政府官員的配置數量占地區人口比例往往就越高，其話語權就越大。深圳之所以成為中國投入產出比最高的城市，就是因為它是主要依靠市場配置資源，政府主要是服務而不是隨便干預。
面對今天經濟增速區間不斷下行的壓力，我們不妨從之前的改革經驗里取經，要知道，改革開放初期所面臨的困難遠比今天大得多。
改革開放前三十年里，在宏觀層面上，中國經濟表現為高投資帶來了高增長，在微觀層面上，經濟學家研究中國有兩個主線，一個是從激勵機制角度看中國，從吃大鍋飯的平均主義到勞有所得、多勞多得的激勵機制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勞動熱情和創造性;還有一個是從資源配置角度看中國的改革，在微觀層面上資源配置效率有很大的改進。
譬如，允許人口外出務工。咱們現在隨時隨地買張高鐵票買張飛機票，就可以自由出發，這在60年前是不敢想象的。
1958年我國頒布人口管理條例，對人口自由流動實行嚴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直到1986年，中央“一號文件”規定：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城務工經商;1992年之后，中國突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打工潮，當年就有大約4000多萬農民工流入沿海和城市去打工，此后外出打工農民越來越多，2019年農民工總量已達到2.9億人，其中1.7億人外出務工，包括7500萬人的跨省務工;讓我頗感意外的是，直到2005年，北京奧運會前三年，北京才廢止外來務工條例，取消對外地人進京的五大限制措施;又經過近幾年各大城市的搶人大戰，雖然戶籍制度還在，但除了北京和上海等特大城市嚴格限制落戶，其他城市的落戶條件已經非常寬松，除了高房價，其他的已經不能阻止我們自由遷徙了。
又譬如，從打擊倒買倒賣、投機倒把到允許個體經商創業、自由貿易。
“投機倒把”一詞產生于計劃經濟色彩濃重的六七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為了緩解巨大的商品供需矛盾，我國曾試行把同一商品分成計劃內和計劃外兩種，在計劃內以較低的價格出售，在計劃外則按市場價格出售，這就是“價格雙軌制”。“倒爺”也因此應運而生，為了打擊他們，全國各地設置了專門的機構，叫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
現在看來是正常的商品買賣、自由貿易行為，在改革開放初期卻是嚴厲禁止的違法犯罪行為。之后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終于在1997年取消了“投機倒把罪”，投機倒把條例也于2008年1月正式撤銷。
當然，改革開放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最大的舉措就是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相對公平的市場競爭體制，從而激發企業活力，讓資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領域，實現優勝劣汰，從而實現全社會福祉的提升。
而今天，一些地方政府借“營商環境”之名干預企業生產經營，破壞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看似扶持企業，實則是擾亂了資源的市場化配置，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造成了“看不見”的浪費。
而這幾年國企力量的加強，民企力量的減弱，更是讓人擔心各種資源和生產要素能否自由配置到生產效率更高的部門，畢竟資源錯配帶來的浪費才是真正巨大的浪費。
好在中央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問題。
今年4月份，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意見要求，破除阻礙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保障不同市場主體平等獲取生產要素，推動要素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
這是中央關于要素市場化配置的第一份文件，期待這些改革舉措可以真正落地執行，引導各類要素向先進生產力集聚，從而重啟中國新一輪增長的長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