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在連續多日攀升后，小幅下行到2.566%附近，中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則小幅上行到2.806%，中美利差縮窄到24個bp。
中美利差縮窄的原因是宏觀經濟的再次錯位，美國陷入罕見的通脹風險，必須大幅度加息，而中國經濟受疫情和周期影響下行壓力較大，通脹疲軟，尚需要寬松政策以支持經濟，中美利差未來將繼續收窄，甚至出現倒掛。
從歷史上講，市場上有一種中美利差舒適區的說法，一般而言，中美10年期國債利差在70-140bp之間是舒適區，當利差低到50-60bp時，就面臨較大的貶值壓力。比如，2015年底，利差逼近50bp;2016年底，利差再度逼近bp，央行收緊貨幣，shibor3m從3.25%抬升至4.7%，引發債市大幅度調整。這時候，中國貨幣政策必須跟美聯儲聯動。
而中美利差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全球資金流向，并決定了資產價格的起伏，尤其是貨幣匯率。一般講，中美利差預期持續縮窄將導致中國資金流出，并直接影響資本市場的價格，所以這一指標備受市場關注。
其實資金流向上已經有較明顯反應，從債券和股票兩個市場看，今年以來外資流出擴大，今年2月份，中美收益率已經開始縮窄，境外投資者凈減持境內人民幣債券803億元，其中減持人民幣國債354億元，均創下單月減持最大規模。這導致2月，銀行代客涉外收入26187億元人民幣，對外付款26598億元人民幣，涉外收付款逆差411億元人民幣。而股票市場今年以來的調整也于外資流出有關。
很顯然中美利差縮窄的趨勢還會繼續，甚至出現倒掛。
剛剛公布的3月美聯儲紀要顯示，多名聯儲官員認為，若通脹和經濟形勢需要，未來可能要一次或者更多次加息50個基點;聯儲決策者預計本次縮表速度比2017年到19年的上次縮表期快，計劃每個月減少持有資產的規模多達950億美元，幾乎是上次縮表時每月最高規模的兩倍;決策者一致認為，需要迅速將寬松的貨幣政策立場轉為中性;聯儲擔心公眾對聯儲化解高通脹的能力喪失信心。
而中國的決策層目前采取的策略則是要用貨幣政策支持經濟增長，要適時靈活運用再貸款等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更好發揮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對此政策，市場解讀為，4月新一輪降準或降息有望實施，甚至不排除降準降息雙雙落地的可能。
目前市場的解讀是，中美利差縮窄不會對人民幣資產價格影響太大，同時，我國仍將繼續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以支持實體經濟。
經過最近幾年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中國作為超大型經濟體的彈性和韌性已經表現得非常充分，尤其是這幾年在房地產和金融領域的降杠桿和“拆彈”操作，金融體系趨于穩定，同時，中國在此輪疫情中成功阻斷了疫情的大規模傳播，經濟增長方面相對歐美國家要穩健得多，尤其是外貿方面更是逆勢增長，實現了大規模的順差，出現多年不見的雙順差格局，外匯儲備再次增加，這使得資金再一次流入境內，并導致人民幣匯率出現前所未有的強勢：美元在升值時，人民幣仍然在持續升值。
但是，經濟和金融的局勢是瞬息萬變的，從去年以來美國經濟強勢復蘇，通脹嚴重，失業率創歷史新低，歐洲經濟盡管遭俄烏戰爭的沖擊，但是經濟復蘇也是大趨勢，通脹很嚴重，但是歐美貨幣政策出手慎之又慎，緊縮政策必然以經濟健康發展為前提。
而中國目前疫情多點發展，上海和吉林的疫情目前尚在發展過程中，目前正在全力布局防控，可以預見撲滅疫情的時間不會太晚，但對經濟的負面影響肯定會有，這也對資金流向有一定影響。
在此情勢下，中國央行一再表態貨幣政策要“以我為主”，但是這個表態并非不考慮其他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境外的貨幣政策是中國貨幣政策運行的環境，必須“兼顧”，也就是說中國的貨幣政策操作在以我為主的同時要兼顧歐美國家的貨幣政策。
所以，筆者認為在中美利差持續縮窄，美國貨幣政策緊急收縮的背景下，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不會大幅度寬松，未來將仍然以結構性寬松為主，比如對于中小企業和三農等的金融支持將會更加強化，普遍性的降息降準將會慎之又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