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市場監管總局、工業和信息化部、交通運輸部、應急部、海關總署五部門聯合發布《關于試行汽車安全沙盒監管制度的通告》(下稱《通告》)共同啟動汽車安全沙盒監管試點工作。汽車安全沙盒監管是在后市場階段針對車輛應用的前沿技術進行深度安全測試的機制，主要目的是引導企業查找問題、改進設計、降低風險。
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進入發展快車道，電動化、智能化、網聯化、共享化融合發展，在為經濟增長注入新動能的同時，也衍生出軟件安全、網絡安全、產業供應鏈安全等新型安全問題，而這些也給汽車安全監管帶來了巨大挑戰。正是這些潛在風險引起了國家的高度重視，越來越多的相應政策法規相繼出臺，為智能汽車發展注入“強心劑”。
技術創新需要柔性監管制度
所謂沙盒監管，是指劃定相應范圍，對“盒子”內的企業或對象，采取包容審慎的監管措施，在可控的“盒子”內實行容錯糾錯，杜絕問題擴散。沙盒監管作為傳統監管方式的有益補充，是一種針對技術創新的柔性監管制度，實際上是為企業提供一個測試平臺和測試周期，在不違反原則性準入標準和監管底線的基礎上，鼓勵企業在不完全掌握產品風險時，自愿開展進一步測試，最大限度地防范產品應用風險。
通告表示，汽車安全沙盒監管堅守產品安全底線，采用目錄清單制，在部分車型、部分地區試行開展，確保制度適度、安全、可控。沙盒監管的對象是在車輛中使用的環境感知、智能決策、協同控制等前沿技術，或實現各級別自動駕駛、遠程升級等新功能新模式。沙盒監管涉及的車輛須通過《道路機動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公告》等市場準入條件，取得強制性認證證書，經營性機動車應當符合營運安全相關標準。
通告提出，申請進入沙盒監管的前沿技術或新功能新模式，以現有的科學認知難以預見其潛在風險。申請進入沙盒監管的企業，包括相關汽車整車、零部件、互聯網科技、數據服務、網絡運營、軟件與系統供應等，需要主動履行質量安全主體責任，和監管部門共同對未知風險進行研究和評估，且具備必要的測試和應急處置資源。
“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聚焦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關鍵核心技術創新應用”。《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21-2035年)》也指出，“要堅持電動化、網聯化、智能化發展方向，推動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加快建設汽車強國”。在政策引導和市場驅動下，國家發改委預計，2025年全球聯網汽車數量將接近7400萬輛，其中中國的聯網汽車數量將達到2800萬輛，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大智能汽車市場。我國已成為引領全球新能源汽車和智能網聯汽車市場增長的主要動力。
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與汽車產業加速融合，智能汽車產業、車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以自動輔助駕駛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日益普及，汽車數據處理能力日益增強，暴露出的智能汽車安全問題和風險隱患也在日益突出。因此，在支持和鼓勵技術創新和前沿科技應用的同時，堅守產品安全底線則很有必要，這也是汽車安全沙盒監管制度的一大出發點。
需加強汽車信息安全監管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汽車信息安全問題，成了監管智能網聯汽車發展的重要一環。我國高度重視對網絡和信息數據安全方面的立法，為了規范行業發展，此類政策正在密集出臺。除了此次的《通告》外，包括2021年4月底發布的《信息安全技術網聯汽車采集數據的安全要求(草案)》、2021年5月份發布的《汽車數據安全管理若干規定(征求意見稿)》等等。
據Upstream Security此前發布的2020年《汽車信息安全報告》顯示，從2016年到2020年1月，4年內汽車信息安全事件的數量增長了605%，其中僅2019年公開報道的針對智能網聯汽車信息安全攻擊的事件就達到了155起。由此可見汽車數據安全的規范管理至關重要。
智能網聯汽車如果遭遇網絡入侵，可能帶來高速移動中的車輛被惡意控制的風險。另外，如今汽車正在被軟件定義，OTA升級作為一項關鍵的技術，可以不斷為車輛增加新功能，快速修復漏洞，讓車主擁有更完善的用車體驗，因此消費者和企業逐漸對OTA升級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甚至部分造車企業已經實現了OTA升級盈利。但在OTA的快速普及過程中，也面臨一系列的發展痛點。
工信部指出，利用OTA升級改變車輛功能、性能也可能引入安全風險。更關鍵的是，大數據時代的汽車數據流動可能會造成個人隱私、商業數據泄露風險，甚至有可能影響國家安全。
中國并購公會信用管理專委會專家安光勇向記者表示：“汽車數據安全的管理至關重要。通過汽車傳感器能收集到的數據，遠比通過手機收集到的數據要多。理論上這些傳感器，能夠收集到大量車內人員的個人隱私信息，此外，還能夠收集大量的車外地理位置信息。僅以行車記錄儀為例，它可以收集到所有路過地區的信息。如果一輛車行駛路過敏感的地區(如軍事管制區)就能獲取到大量的敏感信息，包括路過周圍的各種裝備和人員的部署情況等等。如果我們考慮到輛汽車強制報廢限制是60萬公里，在其生命周期內，能夠覆蓋的區域可想而知。”
如今汽車行業正處于變革關鍵期，涌入者眾多。而各種政策法規以及此次出臺也對傳統汽車企業、境外云服務商以及像360、百度、OPPO 等入局造車的科技公司起到了一定的影響及規范作用。獨立經濟學家王赤坤認為，這些促進了企業自律，王赤坤對記者表示：“企業作為市場主體，不僅僅要追求經濟效益，也要追求社會效益，在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在行業規范的約束下企業應該有更高的治理規范和治理標準，為社會發展樹立良好典范。”
目前的汽車行業正處于轉型關鍵期，全新業態下勢必要迎接新挑戰，包容審慎的監管模式不可或缺。王赤坤認為，汽車安全沙盒監管變被動監管為主動監管，有利于更早地將前沿技術引發的質量安全問題納入監管范圍，提高應急處置能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風險，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同時有利于鼓勵企業技術創新，倡導最佳安全設計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