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征，是人類歷史上宏偉壯麗的建筑奇跡和無與倫比的歷史文化景觀。
2021年6月，國家文物局在“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上，將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沙梁子古城遺址等3項長城考古新發現作為古代軍事防御體系的建筑遺產價值、長城沿線地區文化和各民族頻繁交流交往交融的代表性典型推出。
那么，沙梁子古城遺址是什么樣的去處呢？我們從頭說起。
2019年初夏，坐落在巍巍大青山前、潺潺大黑河北岸的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區小黑河鎮沙梁子村，和周圍其他所有村莊一樣，在郁郁蔥蔥的綠色中，高唱著新時代新生活的激昂頌歌。這時，隨著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年輕的副教授劉揚帶著學生考古團隊悄然進村，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聯合對沙梁子古城遺址進行發掘的序幕就此拉開。“經過3年多的發掘，揭露出一座大型四周有圍墻的單體夯臺建筑基址，初步確認城址為刀型形制，推測是西漢中晚期建筑并使用的一座糧倉”，劉揚喜形于色地說，“收獲還是蠻多的。”
遙想2000多年前，這座建在土默川平原上的糧倉，無論規模作用還是意義，都顯得非常重要。劉揚介紹說，糧倉的建筑基址位于城址的中部，平面為長方形，大致呈西北—東南向，東西長約170米，南北寬約20米，正好位于刀型城址的拐角靠南部，四面有寬厚夯墻，臺基上有柱洞和南北向溝槽，初步確認夯臺建筑的墻寬約3米。
柱洞南北3排、約5米等距分布，中間一排柱洞相對較大，柱洞內大部分有柱礎石，個別為夯墊土；揭露的16道溝槽間距約3米，多數南北貫通，垂直于高臺邊緣；形制規整，呈曲尺形，南北兩端較窄，中間部分向東凸出較寬；溝槽內東、西兩壁分別設6—7個壁柱，較寬部分設一排6—7個南北向底柱，內均有柱礎石；部分壁柱和底柱可見炭化木柱，經鑒定皆為松木。
溝槽內壁先后抹過細青泥和草拌泥，將壁柱包裹，墻皮有火烤痕跡，壁柱和底柱應為支撐其上地板而設。溝槽南、北拐點基本與夯臺南、北兩排柱洞在同一條直線上。經解剖，南、北墻基與溝槽南北較窄部分重合，其中南墻基底部局部用石塊鋪墊；溝槽較窄部分可見到墻倒塌后殘留的土坯，在夯臺北側地面還有建筑使用末期開挖的一條排水溝，夯臺東南角發現有石砌三角形散水。
夯臺建筑外圍發現有圍墻墻基，已揭露的東圍墻距夯臺東緣7.82米，結構為中部墊南北向石塊，兩側夯筑；北圍墻距夯臺北緣8.26米，因建在老河道河沙上，因此將河沙向下挖約2米再進行夯筑，整體呈倒梯形，寬約3.2米。
“在沙梁子古城遺址出土的遺物中，主要是板瓦、筒瓦、瓦當和幾何紋方磚等建筑材料，瓦制品規格較大，與漢代長安城內宮殿出土的瓦制品相差無幾，顯示出該建筑較大的體量與較高的規格”，劉揚興奮地說：“特別是在建筑倒塌堆積中發現一件底部有兩個對稱‘萬石’戳印的陶盆以及四個陶量殘件。‘萬石’陶盆的出土，進一步證明這里是一個糧倉。”
那這座“糧倉”的規模如何呢？劉揚說，“建筑夯臺上均勻分布著十分規整的溝槽，這與漢代長安城桂宮三號建筑基址、華陰京師倉等遺址相仿佛，但所不同的是其功用是通風防潮。在對建筑基址進行解剖時，發現一排被夯土臺基疊壓的儲存糧食的窖穴，里面出土了數量較多的粟、黍顆粒。對溝槽內堆積所做的浮選工作，也發現有粟、黍樣本。結合出土的‘萬石’陶盆、陶量等器物初步判斷，這是一座殘存面闊16間、進深兩間的大型夯臺內帶溝槽的建筑，初步計算其使用面積為1800平方米左右。從塌落瓦片的分布和埋藏狀態以及瓦當的分布和數量來看，建筑屋頂為重檐四面坡式，建筑使用時間初步判斷為西漢中晚期階段，期間經過數次修繕，最后毀于大火。”
“糧倉”無疑是成中建筑，那么是那座城中的建筑呢？歷史的迷霧需要漸次撥開。從地望上看沙梁子古城，北依大青山，大青山上有秦漢長城和北魏時的白道；南臨大黑河，大黑河南岸有戰國秦漢時期的云中郡故城（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古城村古城），沙梁子古城東距八拜古城（漢代云中郡原陽縣）約16公里，這就匡定出沙梁子古城交通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其行政建制當為西漢云中郡的屬縣犢和縣。當然這屬于一種推測，尚需考古資料和文獻史料的進一步考證。
沙梁子古城基址體量大、規格高，不但有圍墻，而且還在圍墻東部發現有疑似營房的建筑基址，因此推測可能是一座國家級的糧倉建筑。“這是我國首次在北方長城沿線地區發掘的夯臺糧倉類建筑，填補了漢代邊城研究的一項空白，也對研究漢代建筑技術、西漢王朝對北疆的經略以及北方農牧交錯地區的經濟形態等具有重要意義”，劉揚如是說。
漢武帝時期在河套地區設置大量郡縣、移民墾殖，使河套地區進入農業發展的高峰期，出現“人民熾盛、牛馬布野”的和平景象，而這座坐落在剌勒川上的漢代“糧倉”，宛如一本大書，字里行間都在記載著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歷史故事……
（圖片由阿勒得爾圖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