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66歲農民“毛媽媽”的哭訴視頻，再次將“職業打假人”送上風口浪尖。
“農民”“老媽媽”“小作坊”等關鍵詞迅速觸動網友的同情之心，舉報“毛媽媽”的職業打假人邵佰春一時成為眾矢之的，幾乎遭到全網聲討。
但在互聯網時代，輿論的反轉來的同樣迅速。隨著“毛媽媽”被曝出實際上是一家年產量達30噸、年售50余萬元的小有規模的企業，不少網友也開始質疑其讓老人出鏡只是為了博取同情。
“這件事目前已經給我們家帶來了很大傷害。”4月26日上午，記者通過電話聯系到了“毛媽媽”一方，對方說了這句話后便以暫不方便接受采訪為由掛掉了電話。
截至目前，無論是邵佰春還是“毛媽媽”，似乎都認為自己才是受害者。邵佰春認為“毛媽媽”是在刻意賣慘，引導輿論對自己進行網暴。而“毛媽媽”則認為邵佰春“知假打假”，是敲詐行為。
該案后續如何發展?究竟孰是孰非?法院會不會改判?仍然有待觀察。不過，由此事引發的對于“職業打假人”這個特殊群體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的爭議，似乎更加值得我們關注。
為什么會出現“職業打假人”?他們到底算不算消費者?“知假打假”該不該獲得賠償?實際上，自1995年王海成為中國“職業打假第一人”至今，這個特殊群體就一直伴隨著巨大的爭議。
20多年間，中國也出現了數不清的所謂“職業打假人”。他們中間有“英雄”也有“壞人”，有人靠“打假”名利雙收，也有人最后鋃鐺入獄。
王海對記者表示：“中國市場主體龐大，僅靠政府監管來打假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職業打假人打假也是為人民服務，本身是沒有任何問題的，這是毋庸置疑的，關鍵是要區分什么是打假，什么是假打、瞎打。”
但也有觀點指出，在法律法規和市場監管逐漸完善的情況下，魚龍混雜的“職業打假人”已經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反而滋生了許多亂象，應該被禁止。
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28年后，我們或許也該重新思考：社會是否還需要“職業打假人”?“職業打假人”們又該何去何從?
01、被法院判決賠償5萬元，“毛媽媽”到底冤不冤
近日，“女子賣150碗熟肉被職業打假人舉報三無產品”一事持續發酵，引發網友熱議。
事情的起因最早可以追溯到去年7月，當時黑龍江男子邵佰春在毛媽媽經營部購買了150份熟食。收到貨后，邵佰春發現這批熟食的包裝上無產品名稱、生產日期和保質期等信息。此后邵佰春以“三無產品”為由將“毛媽媽經營部”起訴至法院，請求“退一賠十”。
經重慶市合川區人民法院和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兩級法院均支持邵佰春訴求，判決“毛媽媽”退還4500元貨款并給予十倍賠償，共計約5萬元。
此案的關注度本來不高，直到近日有媒體發出了一段“毛媽媽土特產”品牌人66歲的毛媽媽向記者哭訴“難受”的短視頻。“農民”“老媽媽”“退一賠十”等關鍵詞迅速引爆了網絡，受到全網關注并登上熱搜。
之后，舉報人邵佰春的身份也被曝出是一位”職業打假人“。這令網友們更加義憤填膺，認為邵佰春是“釣魚打假”“惡意索賠”“欺負老人、農民”，其行為令人感到不齒。
網友對邵佰春的聲討也擴大到了整個“職業打假人”群體。不少人指責所謂的“職業打假人”就是“無良訴棍”，其購買目的根本不是消費而是牟利，根本談不上是消費者。法律要維護的是公序良俗，不該偏向打假人。
天眼查信息顯示，“忠縣毛媽媽土特產經營部”是重慶市忠縣馬灌鎮白高村的一家小微企業，成立日期為2017年7月25日，出資額13萬人民幣，是一家個人獨資企業，王亞瓊為投資人。經營范圍為食品生產，食品經營(銷售散裝食品)，食品互聯網銷售等。
“毛媽媽”指的是今年66歲的毛蘭英，王亞瓊是毛蘭英的兒媳。毛蘭英從祖輩那里傳承了土法制醬的手藝，剛開始只是做給家人和親戚吃。2016年，王亞瓊偶然將家中咸菜的照片發了朋友圈，結果很多好友很羨慕還要購買，她這才走上了賣咸菜的路。
2017年年中，王瓊關了縣城里的修腳店，和丈夫孩子一起回村，傳承公公婆婆手藝開始創業。
王亞瓊對媒體表示，經營部是其婆婆毛蘭英腌制一壇一壇咸菜逐漸發展起來的，“十倍價款”的懲罰對他們來說太過苛刻。此外，王亞瓊還透露，在購買150份熟肉之前，邵佰春曾以“愛是一陣風”為網名在其店鋪購買過兩次商品，但這兩次數量都比較少。
去年7月12日，“愛是一陣風”下了個大單：50份燒白、50份粉蒸肉、50份回鍋肉，收件人為邵佰春，收件地址為重慶市合川區某酒店前臺。
之后不久，王亞瓊便收到了法院的傳票，原告正是邵佰春。重慶市合川區人民法院和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后，兩級法院均支持邵佰春訴求，判決“毛媽媽”方賠償共計5萬元。
“很少有人一次性訂150份，他這明顯就是為了要賠償而買的。”王亞瓊懷疑自己被邵佰春“釣魚打假”。另外，王亞瓊認為自己的產品并沒有出現食材或者食品質量上的食品安全問題，現在卻因為食品安全要賠償十倍罰款，實在是有點冤枉。
邵佰春對媒體表示，判罰的退賠款項自己可以捐出給需要的人，但他們賣了三無產品就必須承擔法律責任。對于與毛媽媽特產經營部的官司，自己會訴訟到底，哪怕是賣房賣車都不會妥協。
“你可以依法上訴甚至反訴，但是你不能靠賣慘博同情，來逃避法律責任。中國有數億老婆婆、老爺爺，違法商家都把自家老人拉到網絡平臺哭，中國的普法進程還需要多久?”
也有不少人對邵佰春的觀點表示了認同。王海就對記者表示：法院的判決完全沒有毛病，重點在于你是不是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很明顯，“毛媽媽”這個是不符合的，它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散裝食品。
“國家的食品安全制度，食品生產經營的市場準入制度不可能因為一個老太太賣慘就取消了。如果說她是老人就可以豁免責任，那么對于其他正常合規生產經營食品的企業、小作坊是不是就非常不公平了呢?我認為重慶中院的判決沒有毛病。”王海表示。
一些支持邵佰春的人還拿出了其他一些“證據”。根據此前忠州日報等官媒對“毛媽媽”的采訪，“‘毛媽媽’年產量達30余噸，年銷售10余噸50余萬元，利潤25余萬元”“擁有百余人的微商團隊”，并非視頻中哭訴的那般是個家庭小作坊。
而且在此之前，“毛媽媽”就曾因為“沒有標簽”的問題出現過糾紛，但之后并未改正。這部分人認為，“毛媽媽”違規行為在先，無論邵佰春是不是職業打假人，都不應該影響法院判決的標準，“毛媽媽”被罰并不冤枉。
不過，不少網友仍然覺得“毛媽媽”很冤枉，因為“毛媽媽”的食品安全和質量本身并無問題，而且《食品經營許可證》《重慶市食品生產加工小作坊登記證》等證件齊全，僅僅因為沒貼標簽就被處以十倍的罰款，實在太冤了。
那么，法院的判罰是否合理?“毛媽媽”被判賠償5萬元到底冤不冤呢?
記者了解到，重慶市合川區法院認為，根據《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之規定，“毛媽媽經營部”明知自己生產的經營的粉蒸肉、燒白、回鍋肉應當進行標識仍然未標識從而徑行出售，屬于生產和經營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故對于支付價款十倍賠償金的訴請，該院予以支持。
上海申倫律師事務所夏海龍律師對記者表示：“根據《食品安全法》的規定，此次事件中毛媽媽所售食品屬于預包裝食品，因此其應取得食品衛生許可證、生產許可證等資質，且食品包裝上應當有標簽。”
“如違反上述規定，可能被處以沒收違法所得、罰款、停產停業或吊銷許可證等行政處罰，還需要向消費者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夏海龍律師說到。
“從情義上，大家可能覺得‘毛媽媽’在食品安全實際上沒有大問題的情況下被職業打假人索賠比較冤，但從法律角度而言，標簽不規范就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就應該受到相應的處罰。這一點不應該因‘毛媽媽’或者邵佰春的身份而有所改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師對記者表示。
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研究李佳瑤則認為，對于當事人的十倍價款賠償請求，法官依然存在裁量的空間。法律條文表述采用的是“可以”，也就是說，本條并非強制性標準，而是參考性的標準，法官可以就是否頂格處罰進行利益上的衡量。
“就范圍而言，小作坊自制食品生產規模與影響范圍都十分有限;就程度而言，標簽問題更是與其他違法行為性質嚴重性不相匹配。對于違法程度、危害程度不同的行為，一概處以十倍賠償金，違背過罰相當原則。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十倍賠償都存在畸重的嫌疑。”李佳瑤表示。
截至目前，圍繞該案的爭議仍在持續。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4月22日通報稱，已對當事人享有的訴訟權利進行釋明，告知其如對二審判決不服，可根據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在二審判決生效之日起6個月內提起再審申請。王亞瓊稱，她將向法院提出再審申請。
02、超半數案件勝訴，“知假打假”該不該獲賠?
在關于該案的爭論中，許多網友質疑的是，邵佰春作為職業打假人，其“知假買假”的行為該不該獲得賠償?
所謂“知假買假”，是指消費者在明知即將購買和使用的商品是假貨的情況下，仍然購買、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的行為。而職業打假人，就是專門進行“知假買假”的人。
“知假買假”是否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保護，學術界與實務界以及民間的爭議從未停止過。
夏海龍律師對記者表示，目前《食品安全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并未明確否定知假買假和職業打假行為，因此職業打假人有權利對售假者提起訴訟、要求賠償。
“司法實踐中對職業打假人的存在明顯差異，否定觀點往往認為職業打假人不屬于一般消費者，因而其無權請求獲得相應賠償;但支持職業打假人的觀點則認為只要經營者客觀上存在違法行為，就應當按照法律規定承擔賠償責任。”夏海龍指出。
王海則對記者表示，“知假買假”獲得獲賠不應該有爭議。他認為，本身懲罰性賠償制度就是要運用利益驅動的機制，讓消費者積極打假然后獲得賠償，從而在客觀實現約束經營者，打擊假冒偽劣等欺詐行為的立法目的。讓消費者賺錢只是手段，打假、約束經營者這才是立法的目的。
李佳瑤則表示，邵佰春等職業打假人的這一鉆營漏洞、欺壓弱勢的行為冒犯了大眾的道德直覺，也引得相關從業者人人自危，無益于誠信道德建設和市場經營秩序，不應受到支持與鼓勵。
“損人而利己乃違反衡平，法律不應支持任何人因自己的違法背德行為而獲利。每一個有勞動能力的人，都應當通過市場交換獲取利益和生活資料。通過‘知假買假’而索賠獲利，不屬于這種情形。對于那些生產‘三無產品’的農婦，這種職業打假本身是一種惡，惡在于利用人的錯誤獲取不法利益。 ”李佳瑤指出。
實際上，關于職業打假人“知假買假”該不該獲得賠償的爭議，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
1994年，《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正式施行。其中第四十九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次年，22歲的王海在北京通過12副假冒索尼耳機開始他的打假人生。王海對記者表示，“一開始我并沒有想成為職業打假人，當時了解到消法有這個規定以后，我有點不太相信，就持懷疑態度嘗試了一下。”
同年12月，王海被中國消費者協會頒發了中國第一個“消費者打假獎”，獎金5000元。這一年，被稱為是職業打假人的元年。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為鼓勵消費者拿起懲罰性賠償的法律武器，《消法》主要起草人之一、民法專家河山也曾親自下場“知假買假打假”。
1996年4月24日和5月10日，河山先后在一家商行購買了兩幅假冒徐悲鴻作品的國畫，共計2900元，后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將起訴狀遞交北京市西城區法院。三個月后，法院判決被告退還河山購畫款2900元，同時賠償2900元，并支付河山律師費224元和交通費10元，以及案件受理費242元。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指出，“這是全國首例法院判決疑假買假消費者勝訴的案例，在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劉俊海也是當年河山打假案的代理律師，他表示，這份判決明確認定了知假買假者和疑假買假者也是消費者。
2014年1月9日，最高法發布《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其中第三條規定，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這樣意味著，“知假買假”再次得到法院支持。
有律師對記者表示，2016年以后“職業打假人”敗訴的案例逐漸增加，如果從90年代開始算起，支持“職業打假人”的賠償請求的案例可能超過半數。
據法制日報報道，江蘇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杜樂其認為，時至今日，雖然“知假買假”者的消費者身份仍未能被法律規范所確認，且始終在相互沖突的司法裁判影響下而處于動態變化之中，但并未被徹底否定。原因之一在于，“知假買假”者在打擊經營者違法行為、凈化市場不良風氣方面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
“在懲罰性賠償制度實施過程中，‘不知假’消費者固然可以在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后，基于經營者的欺詐而主張懲罰性賠償。但若商品自身的瑕疵或其造成的損害并不明顯，則消費者可能并不知道被欺詐，也不會提起懲罰性賠償，而經營者違法行為繼續得以放任;反之，‘知假’消費者則不存在前述情況。”杜樂其指出。
03、從正義維權到敲詐勒索，“捉蟲者”為何反成“害蟲”
而在現實中，職業打假人“知假買假打假”的行為雖然起到一定市場監督作用，但也滋生出許多亂象。
這一點，在2009年2月28日發布的《食品安全法》中關于“十倍賠償”的相關規定出來后，表現的更為明顯。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條規定：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
新法出臺后，打假從業人數尤其是”食品打假人“呈現出幾何級爆發。彼時，剛剛過去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使人們對食品安全的關注度空前高漲。不少人認為食品打假人雖然目的并非單純打假，但就像啄木鳥一樣，在“捉蟲子”吃的同時也間接成為“森林衛士”。
但在“十倍賠償”的巨大利益驅使下，不少“捉蟲子”的人，卻反而成為了“害蟲”。一些所謂的“職業打假人”也開始假打、亂打、瞎打，甚至不惜通過調包、栽贓等違法行為對商家進行敲詐勒索。
2011年，“成都打假第一人”之稱的劉江及其兩名同伙受審，據檢方指控，劉江等人以舉報電視臺刊播虛假廣告為由，共涉嫌敲詐勒索305家電視臺，非法牟利242萬余元，劉江最終被重慶市萬州區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7年。
2021年底，十八歲的“00后”職業打假人陳之強因涉嫌敲詐勒索被警方立案偵查一事，更是在網絡上引發熱議。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陳之強起訴商家索賠的案件達800多宗，卷宗全部堆起來比1.82米的他還要高。
王海對記者表示：“真正的打假可能只占到相關糾紛案件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大部分都是‘瞎打’‘假打’。陳之強就屬于典型的‘瞎打’行為。我還舉報過一個叫專門在網上教別人“假打”的人，他教人怎么往食品里塞蟲子、頭發等然后惡意索賠。”
“職業打假”亂象為何層出不窮?“假一賠十”的巨大利益誘惑固然是主要原因，但相關法律法規的不明確以及各地法院對“知假買假”行為不盡相同的評判標準，也是職業打假人中出現“害蟲”的原因之一。
記者了解到，對于職業打假人的主體地位、打假的邊界和界限、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目前法律上并無特別清晰的規定。
而各地法院對于知假買假請求懲罰性賠償是否支持，也出現迥然不同的態度。即便在同一省份，有的法院支持，有的法院不予支持。
在這種情況下，不少職業打假人抱著僥幸的心理，幻想著通過“合法”的方式來一次次拿到高額賠償，但最終往往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
04、《消法》實施28年后，“職業打假人”何去何從
所謂存在即合理。無論你對職業打假人這一特殊群體是認同還是反對，他們都在中國真實存在了將近30年。
那么“職業打假人”為什么會出現并長期存在呢?有觀點認為，或許有三個層面的因素。
一是政府監管部門的履職缺位，常常處于“民不告官不究”的被動狀態;二是消費者自我維權能力缺失，多數消費者往往采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忍氣吞聲態度;三是消費者權益保護公益訴訟缺失。
王海也對記者表示，截至2021年底，我國市場主體總量達到1.54 億戶。僅靠政府監管部門，是很難面面俱到完成龐大的監管任務的，社會共治是唯一的出路，而職業打假就是社會共治。
王海更愿意將“職業打假人”稱為“監管志愿者”。“這種志愿打假行為不拿納稅人一分錢，但是它的威力可以讓制假售假者難以逃脫被懲罰，這樣就能夠有效的倒逼中國產品質量的升級。”王海說到。
夏海龍律師認為，職業打假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法經營者售假在先，而售假本身就是法律所禁止的行為，因此，無論購買者是一般消費者還是職業打假人，都不應成為造假者免除或減輕法律責任的理由。
實際上，當初《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正是為了鼓勵民間力量參與到打假中，從而彌補政府監管難以覆蓋到的地方。
河山在《論“缺一賠十”的懲罰性賠償思想》一文中寫道：將懲罰性賠償的法律武器交給廣大消費者，動員億萬群眾與偽假商品做斗爭，并使之得以實惠，就能對偽假商品形成“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局面，使其無處藏身。
不過，當時的背景是，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市場經濟剛剛起步，市場上假貨遍地，民眾維權意識薄弱，法律對于職業打假人的包容以及法院在判決中對于“知假買假”行為的支持，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當時比較嚴重的制假售假行為。
但時至今日，對于商家經營的約束性法規和對于消費者的權益保護性法規已經隨著歷次的修訂而愈發完善。消費者的維權意識大幅提高，維權渠道也變得多種多樣。在這種情況下，魚龍混雜的“職業打假人”的存在，是否還有必要呢?
記者了解到，相較于上世紀90年代以及本世紀初各地法院對于“職業打假”案件的包容，近幾年來各地法院和監管部門對于“職業打假”行為的限制和約束正在變得嚴格。
201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在對一份全國人大代表建議的答復意見中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對“職業打假”行為采取分類對待、逐步遏制的態度。此后，深圳、上海等地出臺的一些規定中，也開始逐步限制“知假買假”行為，將涉嫌違法犯罪的“職業打假”行為納入整治之列，
在這種情況下，“職業打假”的勝訴率越來越低，工作越來越難做，收入也變得極其不穩定。有打假人曾向媒體透露，“有三分之二的職業打假人都已經改行，越來越難做了。”
王海認為，“職業打假人”還是有繼續存在的必要的。“真正的打假是極大地節約了行政資源和司法資源的。就好比你把小偷扭送到派出所，這是節約警力的行為。”
但打假的正義性和打假人收入的穩定性，似乎本身就存在矛盾。王海也向記者坦承，“打假”還是作為兼職來做比較好。“單純以打假為職業，確實收入不太穩定，還是兼職狀態比較好，它本身也是一個志愿行為。”
在夏海龍看來，目前沒必要將“職業打假人”一棒子都打死。歷年315晚會幾乎都會曝光大量的食品安全廠家，而行政監管又總是相對滯后。因此包容職業打假人的存在，實際上也有利于社會整體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凈化食品安全環境，發揮“鲇魚效應”。
北京市京師(鄭州)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微博人氣法律博主歐陽一鵬認為，與其討論職業打假人還該不該存在，不如盡快明確相關的法律規范。
“盡快明確規范什么是非出于消費目的而購買的投訴舉報人認定問題，類似標準可以參照我國司法關于職業放貸人相關的規定，對年限次數以及消費細節等層面進行規范，起到給市場各個主體更明確的指引作用。”歐陽一鵬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