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鬼門關里逃出來后，陶勇醫生再次穿起白大褂，回到朝陽醫院的眼科診室。
每次出診，滿樓道的鮮花，素未相識的人送來祝福，都成為他走出黑暗源源不斷的動力。
但事實上，陶勇心里比誰都清楚：左手的“尺神經”斷了，最多一處縫了四十多針，至今仍未恢復觸覺，能否重回手術臺，依舊是未知數。
“如果不能繼續做醫生，會做什么？”面對北京日報客戶端記者的問題，陶勇回答道，“可能會去寫小說。”
在陶勇看來，文字和眼科都有非常詩意和浪漫的一面——可以幫助我們，抵御黑暗的吞噬。
文學照見世間善惡
1980年，陶勇出生于江西撫州南城縣。父親是檢察院的一名檢察官，母親是新華書店的職工。
由于父親工作比較忙，童年時的陶勇，大多數時間都“泡”在媽媽工作的書店里。“書店的書我都能看，這對我后來喜歡語文和寫作有一定影響。”陶勇說。
小學三年級時，陶勇參加了一次作文比賽，寫了一篇關于校園四季的作文，獲得撫州地區一等獎。當時的獎品是一套日文翻譯版的《十萬個為什么》，這讓他很受鼓舞，從此也激發了寫作的興趣。
在陶勇的認知里，文學是另外一個層面的治療，讓人去發現人世間的善與惡，美與丑。
從醫之余，他會在個人微博上寫一些隨筆，記錄自己與朋友、患者、熱心博友之間的一些故事，分享生活中的點滴。
有一位患者叫小岳岳，十年前，幾近失明的他在媽媽的帶領下，找到陶勇。
由于小岳岳的眼底視網膜反復脫離，八年來，陶勇為其做了十次手術都未成功。
去年，陶勇和幾位朋友嘗試工程學的辦法，專門為他設計制作了智能眼鏡，讓小岳岳重拾光明。
陶勇說，“每當我想起他，眼前就會浮現出各種畫面，他的父親在外拼命打工賺錢，他的媽媽忙里忙外，既干農活又帶他看病、照顧家，他挑燈夜戰、努力學習、忍受每次手術和治療的痛苦，黃博、宋博研究團隊堆積如山的設計方案……”
他把這個故事寫在微博上，網友看了之后感動地說，“以后我再對人性失望的時候，我就來看看陶勇醫生以及他分享的故事。醫院真的是見證人性的地方，有一切答案。我看到了人性的堅持和美好。”
除了寫隨筆，陶勇還寫了一些詩歌。手術清醒后，他朗讀了一首自己創作的詩——《心中的夢》。
“我把光明捧在手中，照亮每一個人的臉龐。”字字灼熱，讓人淚目。
這首詩在新浪微博上，獲得了150萬點贊，沖上當日微博熱搜。“暗夜的光”“勇敢強大”“溫柔堅定”的評論刷屏。
“世界吻我以痛，我要報之以歌。”泰戈爾的這句詩，或許是陶勇人生的寫照。
六一兒童節前，陶勇還給盲童寫了一首名為《旅行》的詩。
“生命是一場旅行
一路尋找價值和意義
鮮血涂滿石壁
白雪覆蓋山頂
總是抬頭仰望星空
卻無暇顧及每一個腳印
何不燃起一堆篝火
在叢林深處
驅散濕漉漉的瘴氣
看白色的煙霧升起
享受這一刻難得的寧靜”
陶勇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帶著盲童去巡演。“盲童也需要一條自食其力的路。他們眼中無光，心中應有光。”
想寫“很虐很虐”的小說
陶勇身上，有一種浮士德式的浪漫，用他好友袁夢克的話來說，就是有一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架勢。
歌德筆下的浮士德，為了超越封閉的一己世界，投入到廣闊的現實生活，不惜將靈魂出賣給魔鬼，完成了充滿苦難的精神探索，明白了“人的幸福只存在于為他人盡力”的道理。
劫難之后，陶勇依舊滿懷悲憫地關照現實。
他曾在微博寫到，“神話和幻想披上客觀和邏輯的外衣，游弋人間，成為處于困境中的人們最需要的面包，他們甚至會為此放棄真正解除饑餓但不太可口的理性。”
季羨林的《牛棚雜憶》，是陶勇很喜歡的一本書。
這本書里充滿了苦難與絕望，但陶勇讀完之后，“仍能感受到絕望的沙漠里，可以開出花來。”正如季羨林在引言中所寫：“它是一面鏡子，從中可以照見惡和善，丑和美，照見絕望和希望。”
“如果我寫小說，我也會寫很虐很虐，虐到你死去活來、肝腸寸斷，然后又突然看見了人間希望的那種小說。”陶勇說。
新作《目光》即將出版
1997年，陶勇以江西省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醫學部。那時，他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
“當時我以為，所有學醫同學的目標都是——當一名優秀的醫生。我甚至以為自己不需要為未來的住房、生活操心，也沒有掙錢的壓力，之后的時間、精力都可以用來干一些事業了。”陶勇說。
然而，學醫十年、從業十三年后，陶勇逐漸發現，“北京的房子越來越貴，市場經濟的意識越來越濃，一夜成名的流量明星越來越多，身邊越來越多的醫生轉行……”
面對種種變化，陶勇也有很多困惑和迷茫。他選擇一種平衡，在向現實妥協的過程中，不完全放棄理想。“在這個世界里，單純的理想主義者肯定得碰得頭破血流，完全的現實主義者，沒有什么意思。”
“北漂”二十余年，是陶勇理想著陸的過程。
在工作之余，他把這些心路歷程，凝結成文字，和朋友李潤合著了一本《目光》。
“書里包括我成長中的困惑、對善和惡的認識、對醫學的理解等等，很快就會出版，也會在微博超級紅人節上分享。”陶勇說。
